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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进行佐证性补强，即对人证的真实性进行佐证。

卢曼把社会系统化约环境复杂性的机制分区分为熟悉（familiarity）、信赖（confidence）与信任（trust）三种类型。从本次我国政府和全社会在新冠病毒爆发高峰的战疫实践来看，其诸多应对措施就体现了系统论的紧急治理模式： 1.文化是紧急治理的背景性前提。

另外，通过立法的制度化形式，确保在宣传、教育、文学艺术生产等环节，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常态治理和紧急治理提供背景性共识，以此促进系统信任的社会资本的生成。为此，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为基调的重大突发事件紧急理论加以梳理和评价，对自由主义紧急治理模式中的理论缺陷加以反思。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对于紧急治理而言，《决定》包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等等一系列指导原则和方针。如果已经可以决定，那就无需决定。

最为重要的是，信赖和信任之间也不是截然分明，而是相互发生连环影响，甚至出现卢曼所谓的恶性循环：信赖（系统信任）的客观机制如果遭到削弱，人们就会减少对系统的信任，随之而来人们会减少在各个领域的社会沟通的参与程度，而这又必然会进一步削弱信赖机制，如此循坏不已……直到返回传统社会那种只剩下生活世界的熟悉机制。无论从社会整合还是系统整合的角度，社会信任都加固了全社会的团结程度和坚韧程度，为抵御自然灾害、传染病、重大事故或群体事件的冲击提供了社会资本。法律定义不具有强制性，立法所表达的法律定义来自于社会生活，还要用之于社会，为讲法说理服务。

法律定义既是明确法律所指的活动，也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探究。有定义而不被尊重，以至于出现说与做的背离，影响了法律、法治及话语系统的权威。法律定义既不能过度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这意味着定义要详略得当，过于具体就会使定义的涵盖面太窄，不给使用者留下足够的解释空间就会使执法者难以根据情势进行适当的变更，会造成法律运用者只能机械执法或司法。立法者的法律定义思维是塑造法学思维的重要步骤。

对于受到限制的明晰性，需要执法者、司法者运用专业技能等再次明确。定义之后对法律意义的诠释就成为法律实施的重要内容。

内容提要：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等反基础思潮，从质疑法律定义开始，用个性、特殊性否定法律的一般性、独立性、体系性等法律特征。然而在执法、司法中这些特点都要发生变化。在中国不乏定义的使用，但却不重视概念的研究，除了受反基础法学的影响外，还有自身的原因。但自19世纪叔本华、尼采以后，概念思维受到胡塞尔、萨特、福柯等人的批判，法学之概念思维也在反基础研究风潮中式微。

但是另一方面，按照法治国家原则组织起来的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对公民而言，法律秩序的复杂性又极大地限制了其明晰性。然而这些反基础法学的观点，只是否定了法律特征（如一般性、明确性、独立性等）的绝对性，没有从根本上颠覆法律的自主性。法律定义通过明确法律之所指，可消除思维的任意性。与理性思维相关的法律规范需要详细，而与情感思维相关的表达不宜过细。

法学既需要从内在参与者视角定义法律，也需要旁观者视角的外形化研究。可就是一般性明确，解决了法律思维、法律推理的前提预设。

一般来说，只有通过立法把词语表述在文本之中，才会获得法理论及实践的关联性。通过立法定义使法律有了所指，随后即可以根据所指开展法律思维。

没有看到法律就是定则，没有定义不可能有定则。外形化研究主要是为立法者定义法律表达做准备的研究，不宜直接运用于执法、司法。法律自主性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没有法律的自主就不会有法律生命的延展。法律是对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发出的邀约，接受定义约束就是承诺。法学思维是为法治探寻路径，离不开对法律、价值与逻辑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在思维中法律与权力联系密切，而与法律定义的联系却被遗忘。

（二）执法、司法需要再定义 执法、司法不仅要尊重法律定义，还要在个案中重新定义。因而实施法治需要重视法律定义。

从整体上看，这就是没有意识到法律定义（作为法学知识体系）及定义思维（作为方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的限权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理学偏重于对法律的本质、法律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思辨研究，缺乏对法律定义的基础探索，没有意识到法律定义对思维的重要性，只是把法律界定为行为规范，而没有意识到法律定义对思维的规范指引。

但这种清晰是概括性语言所做不到的，因而我们的问题是：法律运用中一般性法律定义需要那么清楚吗？法律的确定性、清晰性，立法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吗？就法治实践的一般需求看，法律定义只要能满足交流、控制、指引思维就够了。法律定义是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细胞，法律思维水平是对法律定义的理解程度。

描述性定义是日常语言入法的方式。民法需要疏密得当、行政法需要细致等。法治实现与法律定义功能的发挥密切关联进入专题： 法律定义 。

法律定义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明晰的定义是法理思维的基本工具。需要穷法达义、尽法达理。

有些人虽然知晓法律定义的重要性，但却在思维之中有意无意地丢弃了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这些属性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表达的是法律的规定性。

不同定义导致不同结论，法律定义需要设法避开模糊的含义，尽量予以清晰地表达。法律运用不仅有法律发现、法律检索，还有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论辩、法律修辞等方法。

第二，明确的法律定义也可能与法律价值、目的等发生冲突。法律文本之大量概念定义，就是要解决法律明确性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明确法律定义在于指引思维，立法者仅是对法律有所定义，所解决的是法律思维的前提问题。德国法学家考夫曼认为，法律思维是类比思维。

是以定义方式表达出来的，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不能任意跋扈，而应遵循法律思维规则。在法律定义之中不仅只有义务，还有权利。

为什么法律思维需要从定义开始？ 理由之一在于，法治需要法律的自主，需要使用法律定义开展思维。定义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法律方法塑造。

法治的实现需要官民遵守法律，法律不完全是权力意志，而是官民之间的约定。这样的定义是法律人创制的人造术语，属于法学之中的纯正概念。